据传“批孔”出于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，不容抗拒。1974年2月前后，一时社会上空气浓烈，形势严重，而此时我（即梁漱溟）仍骄矜自喜，言行不知谨慎，以致引起不小波澜。 我在会上说：“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？我们，是指今天的中国人。如何评价孔子，就是今天回过头去看过去，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，是好是坏，是大是小，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价，就是一分为二。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，都是不对的，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观点。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，不会申诉，大权掌握在我们手里，由我们来判断！我们写文章，下判断，就要负责，要多考虑，而不要不负责，考虑太少，因而抬高了他，贬低了他。这与孔子倒无损，与我们则不好，没有尽到责任。 我现在认识到的孔子，有功和过两个方面。在没有新的认识之前，我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表里如一。我的文章，我的观点，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。那么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占着什么位置呢？我的看法是，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，孔子是接收了古代文化，又影响着他之后的文化的。这种影响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。他生活在前2500年与后2500年的中间，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。中国社会之发展，民族之扩大，历史之悠久，与中国的文化是不可分的。中国的民族是受着自己的文化陶冶、培养着的！中国文化有种种优长之处，这正是中国民族勤劳、善良、智慧、有着强大的凝聚力，以致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，所不可短缺的。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，世界独有，致使外来的种种文化思想，都要经过消化熔炼，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，才能得到发挥，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。我正是先阐说中国的文化，然后点出孔子的位置。这就够了，不必去纠缠枝节问题。”
此论一出，群情爆炸，说我猖狂向党进攻，并贴出不少批判我的大字报。一开始我希望这次批判不要拖得太久，于是不几日便检查自己。不料这种表现纯属多余，这场批判斗争是非抓不可，非彻底抓不可的，每周四次批判会，从3月份一直批判到年底。于是我便洗耳恭听，追问得太激烈，我就回答几句。但我的意见不轻易改变。在九月底的一次会上，主持人问我对批判有何感想。我答云：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。”我的最后答复，震惊了各组同人。当时的主持人勒令我做出解释。
我当即解释说：“我认为，孔子本身不是宗教，也不要人信仰他，他只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。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，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。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，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。归根到底，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。因为一定要我说话，再三问我，我才说了‘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’的老话。吐露出来，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，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。‘匹夫’就是独自一个，无权无势。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‘志’。什么都可以夺掉他，但这个‘志’没法夺掉，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，也无法夺掉！”
我的这段解释，更使在座的同人哑然，木然。我想，即使在今天也不必多作解释的解释。我的态度，一如初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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